商鞅是秦国法家的代表,王安石曾称赞他的变法是“自古驱民在信诚,一言为重百金轻。今人未可非商鞅,商鞅能令政必行”。商鞅作为一名法家代表,到底师从于谁,众说纷纭。
一、先秦法家来源于儒家
春秋战国是思想多元化、文化大繁荣的时代,法家思想产生于受到了儒家思想深刻的影响,其中含有许多儒家因素。
先秦早期法家思想与儒家思想具有天然的联系,如因“撰次诸国法,著《法经》”而被视作法家鼻祖的李悝,他在青年时代曾师从子夏。子夏是孔子的高徒,为孔子去世后其子弟所形成的八个儒家分支中的“子夏之儒”的创始人,主张“仕而优则学,学而优则仕”。他这个人讲究实用主义,但孔子不喜欢他太过功利主义,所以批评子夏是个“无为小人”、“小人儒”。不过,子夏在政治方面主张改革,很有魄力,这恰巧是后世法家极为推崇的。
子夏的思想对李悝的影响很大,李悝以儒学为基底,开创了崭新的法家之路。这些儒学因素在李悝为政的手段中可见一斑,李悝后来到魏国为相,改革中有“尽地力”“平籴法”,都是为了改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,保护农民利益,这和儒家“爱民”“恤民”的思想是一致的。
先秦法家还有个著名人物吴起,早年师从曾子,后来弃儒从兵。刘向在《别录》也证实:“左丘明传曾申,申授卫人吴起,起授其子期,期授楚人铎椒”。吴起的思想包括“治四境之内,成训教, 变习俗, 使君臣有义,父子有序”,可见他也师承于儒家,崇尚“尊尊”“亲亲”。
二、商鞅的师承
李悝于公元前395年去世,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法家思想和改革经验,受益人包括他的老乡商鞅。商鞅是卫国国君的后裔,出生于公元前395年,两个人应该没打过照面。
商鞅在魏国得不到重用,听说秦国君主要改革,就带着李悝写的《法经》跑过去了,《法经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完整的封建法典,也成为了商鞅改革的蓝本,李悝可以算商鞅间接的老师。
商鞅在秦国得到国君支持,一开始施行改革没人信,就搞“徙木立信”那一套,这个法子实际上照搬了吴起在西河搞的“徙木立信”,如此说来吴起也算是商鞅的老师。
正是由于商鞅的经历无法脱离李悝和吴起,所以郭沫若评价商鞅“是魏文、武二侯时代儒家气息十分浓厚的空气中培养出来的人物,他的思想无疑也是从儒家蜕化出来的”,商鞅受到的儒家因素影响比我们想象中要更深刻。
但人很难自学成才,商鞅必定跟从具体人物学习过。有一个说法是,商鞅为尸佼的徒弟。尸佼是魏国人,一说鲁国人,他明于刑名之术,被称为“尸子”。
刘向较早提出商鞅之师为尸子,他考证说:“今按《尸子》书,晋人也,名佼,秦相卫鞅客也。卫鞅商君谋事画计,立法理民,未尝不与佼规之也。商君被刑,佼恐并诛,乃亡逃入蜀。自为造此二十篇书,又六万余言。卒,因葬蜀。”刘向认为商鞅在秦国改革时,尸子为其“谋事画计,立法理民”,直至商鞅被车裂,尸子才惶惶出逃。尸子为商鞅师者,这也是目前较为普及的观点。